韩晗，年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亚洲学系及深圳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年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全职调入武汉大学，目前兼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聘副教授。
从武汉最喧闹的硚口路一栋高层公寓，到珞珈山上僻静清幽的武汉大学，这是年夏天以来韩晗最常走的一条路。
有时候为了方便，韩晗会依次从武胜路、汉江一桥、长江大桥一直开到武珞路，然后从东湖边的艺术学院进校门。多数时候，他会多看一眼有着“武大口腔”四个字的大楼。
“我感觉那就是我的祖母在看着我，她今年初过世了，但是我觉得她一直没有离开我。”韩晗说，“从小我就知道‘医院’这个单位，这也是我回武汉大学工作的原因，祖母一直希望我可以在武汉大学‘扎根’，像她一样，愿在武大做一个学术‘创业者’。”
韩晗喜欢用“回武汉大学”这个说法，因为“回”一般后面指的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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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时间倒拨回六十年前。
在*协武汉市委员会年出版的《武汉文史资料·总第43辑》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口腔系40多位职工人人动手，白天黑夜四处求援搞材料，自己搬运自己装卸，放弃节假日的休息，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期维修任务。将关闭了的‘长春观’内的1栋2层青砖楼房改建成约平方米的门诊部。”
这里的“口腔系”，指的是一九六一年六月成立的湖北医学院（今武汉大学医学部）口腔医学系，次年，湖北医学院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医院，当时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卫生部明确表示没有条件给予支持时，时任湖北省长张体学同志亲临湖北医学院，指示“中央不办，我们自己（省）办”。口腔医学系师生员工，艰苦创业，创办了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所医院——湖北医学院医院。在创院前夕，医院门诊部主任王益才临时受命，担任医院首任*支部书记，成为了武汉大学医院的创办人之一。
这个故事之于韩晗，并不陌生，在他还没有读书的幼年时，他的祖母王益才就告诉他，参与创办医院是她一生中最自豪的两件事情之一，另一件事情，就是在冀鲁豫边区参加了八路*，赶走了日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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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年之后一直在武汉，主要在‘湖医’的大院里。”韩晗说，“后来从武汉到了咸宁、鄂州，最后到了*石。”
历史转折时期韩晗一家的四处迁徙，是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缩影。因此韩晗并不完全清楚“医院”具体在哪里，当然与医院相伴随的，就是它的上级单位“湖医”。从小由祖母带大的韩晗，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两个单位的名字。但让“湖医”与韩晗产生直接关联的，是年在韩晗身上发生的一件可以称得上是“生死时速”的大事。
“那一天是暑假，我在家里看电视，没想到就突然晕倒了，像打了一个盹。”韩晗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场景，“记得电视机播放的是《小兵张嘎》，母亲以为我睡着了，推了推我，发现没有动静，再一摸，我没有呼吸了。”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韩晗父母，立刻判断大事不好，第一时间把韩晗抱到了离家最近的工作单位——医院。急诊科医生初步诊断是急性病*性心肌炎，但当时条件有限，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请湖医的专家来看，一是用救医院（医院）去，但韩晗的情况很快越来越凶险，医生担心去了武汉反而因手续复杂耽误病情，立刻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当时我的祖母决定，由她亲自去湖医请专家来。那年她68岁，她驱车到了湖医之后，专家听了情况，表示只有儿科的*星源教授可以治疗，我祖母请求*伯伯和她一起到*石来，为了抢救我，*伯伯带着沉重的设备在*石住了十天，临别前他还送了我一幅他自己的画作，是腊梅图，希望我像这支梅花一样坚强。从那一刻起，‘湖医’不再是一个祖母经常提及的单位，而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晗如是说。
年以来韩晗在海内外出版的各种文学、学术专著
03
少年时的韩晗，因为养病休学，小学基本未读，而是在家中“自学”。期间偶然结识了书法家张复卿先生、文物学者郑海波先生，并开始与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保持了长达十余年通信往来，在几位前辈的启蒙下，他开始对文史哲感兴趣，并读了大量的“闲书”，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偏科生”。
年8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武大、武测、武水与湖医四校正式合并，组建成为新的武汉大学，至此，“湖医”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而武汉大学这四个字，成为了韩晗梦之所系的地方。
“‘四校合并’那年是我初三升高一的暑假，我就坚定要去武汉大学读书甚至工作的愿望。一方面武汉大学是国内文科重镇，另一方面则是父亲为我讲述祖父祖母的故事。他们都曾在湖医工作多年，那时祖父在湖医担任*委副书记，虽然事务繁忙，但最乐意和学生们交流，我们家当时七八口人，但祖父仍然拿出自己的工资、粮票，在家中款待学生。祖父祖母都是北方人，还会给学生包饺子吃，有一次一个学生和祖父聊天时，说他那天过生日，祖母听到后就给他下了一碗长寿面。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这也坚定了我要去武汉大学做一名老师的信念。”
这一信念一直坚持到年，那年正逢“非典”。韩晗临考前也患了肺炎，再加上之前长期病休，基础底子薄，高考失利，被西南民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专科录取。
在去成都念书的火车上，韩晗一度意气消沉。“我认为我这辈子永远当不了大学老师了，没有哪个大学会让专科生教书，更何况是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当时祖母和父母送我去成都读书时，父亲说，18岁是人生最好时刻的开始，你之前读了那么多文史哲的书，如今你定一个目标，用20年时间，努力成为武汉大学的校友甚至教授，回到你祖父祖母工作的地方。我一听就急了，二十年太长了。父亲又说，二十年是很长，你把它分解为四个五年，每一年定一个小目标，步步为营，持续努力，也许结果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在“一年-五年-二十年”的人生规划下，韩晗启动了自己的“人生追梦之旅”——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年，第一篇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并获得中国戏剧文学奖；年，提名“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并作为“80后”作家之一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年，已经出版十部专著的韩晗顺利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
作为那年的校级优秀毕业生，韩晗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表示，自己当时选择放弃出国留学，回武汉大学读博士，就是为了延续自己与武汉大学的情感，在武大求学三年，是他的“*金三年”，如果有机会，他一定愿意回武汉大学执教。
刘吉先生与韩晗十余年来的部分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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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到年，韩晗先后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深圳大学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知名学术机构工作，成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青年学者与随笔作家。
“回武汉大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后来有点‘近乡情更怯’的举棋不定。”韩晗如是坦承自己内心的感受，“真正确定义无反顾地回来，其实要归功于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年夏天，我在武汉与许老师餐叙，那天晚上武汉华灯初上，许老师望着车窗外的武汉，忽然对我说，‘你看武汉这座城市这么好，其实回来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句话一下子碰到了我内心中最柔软的那个梦想，于是我终于决定，一定要回归武大。”
在深圳大学执教期间，韩晗是与学生交流最多的老师之一。他曾带着学生去香港拜访李欧梵、陈方正、刘剑梅、骆以*等知名学者、作家，参加香港高校的学术活动，还带着学生逛香港的书店，招待他们品尝香港街头巷尾的美食，还为他们讲解香港地名、路名的老掌故。并邀请张隆溪、王德威、令狐萍、贾文忠、章宏伟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在深大授课或开工作坊，在深圳大学发起“荔园文创读书会”，所有学术活动韩晗都邀请本科同学参加，甚至有多位同学放弃学分，重复选修韩晗讲授的全校通选课程“艺术与生活美学”。
“所谓教书育人，教育不只是在课堂上传递知识，更是要从人格和精神上培养学生，韩老师做到了这一点。他用自己励志的人生经历鼓舞、激励、鞭策着我们，人生的道路崎岖昏暗，幸得老师明灯指引。”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级研究生朱希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她在大一时就在课堂上听过韩晗的课程，韩晗一直鼓励她考研深造，后来与韩晗保持了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而朱希的同学、如今在深圳宝安区龙腾小学担任语文老师的徐嘉敏在采访中则表示，“韩晗老师是我学生生涯中遇见的最棒的老师，他带着学生开眼界，知不足；鼓励学生开新域、垒成果。并非事无巨细的保姆型老师，但就是在大学期间为门下的爱徒照亮了可以去追逐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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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资智回汉”的召唤下，韩晗虽然有诸多不舍，但仍决定应母校之邀，回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兼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合聘副教授。此时的韩晗，曾是深圳大学最年轻的文科副教授之一，已经在海内外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9种，发表论文余篇，在文化产业、工业遗产与现代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期间还曾担任张隆溪、孙康宜两位学术泰斗的助手，主编完成了四卷本《张隆溪文集》与五卷本《孙康宜文集》。
而且，韩晗博士毕业论文作为优秀成果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国际汉学泰斗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生前称赞这部书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观点”，并由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撰序，修订后作为英文专著由国际权威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国际五大英文书评媒体之一《新加坡书评》（SingaporeReviewofBooks）肯定“该书为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范例。”深圳大学